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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深圳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思考和对策国内外经济正在发生战略性调整

1、国际出口市场的萧条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2002-200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五年,“入世”效应大大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发展,外贸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32.3%,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强劲拉动作用。但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与蔓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强烈冲击,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明显减弱。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多种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被各种风险笼罩:发达国家衰退加深,救市效果难以预见,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新兴市场危机四伏。美国的部分经济学家们原来比较乐观,认为美国经济今年下半年开始就会有起色,但是,最近他们似乎也放弃了这种看法,而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会陷入更长时间的衰退。因此,国际出口市场的萧条状况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根本改善,今明两年甚至在一个较长时段内,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面临继续下行的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是通过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从实体经济方面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向经济危机的演变,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许多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面临生死考验,外贸部门投资减少,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从金融方面看,美国的金融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其金融运营模式和金融监管模式都将面临重大调整。

目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全球经济(美国)已接近底部,但考虑到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仍疲于拯救其金融体系,全球经济走出V形走势的概率非常小,更大的可能是U形走势。一般认为,此次经济大调整至少要延续3年左右时间,即2008-2010年,而欧美国家将会延续更长一段时间。

2、全球经济失衡将作深层次调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企业和居民的信贷和资产大幅缩水、失业率高达8%,美国过度依赖消费支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重大转折,“减少消费,增加生产”的观念转变,将会成为美国经济振兴的自然趋势。种种迹象显示,由美国提供最终消费市场与保持巨额贸易赤字、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提供廉价商品和提供“美元循环”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动摇,由此对全球经济未来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2009年,刚刚上任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在其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就提出“购买美国货”的条款。虽然该计划最后因各国强烈反对最终没有进入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不能认为这仅仅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信号。我们认为,此次美国“购买美国货”风波折射出民主党主导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已经有意识地开始调整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在金融形势继续恶化,房地产市场短期内难以复苏,高科技创新也陷入低潮的情况下,未来美国经济将可能大幅减少对金融、科技和消费的过度依赖,转而关注长期不被重视的实体经济——制造业的发展。我们不能排除美国政府把振兴经济的长远希望寄托在重振本土制造业的基础上,以力求扩大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就业机会。因此,在美国消费市场萎缩和实体经济振兴的双重作用下,未来美国扭转过度依赖进口的经济态势将会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转变,而过去10年依赖美国出口市场的亚太经济体有必要重新审视其过度的出口导向型战略。

3、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瓶颈。近期中国因出口大幅下滑而造成的经济增长减缓,预示着近30年来中国行之有效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遇到了严峻挑战。不难预期,即使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结束后,中国近些年来出口约30%的持续高速增长将很难再现。当然,我们尚不能断言这次危机过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生产方式将会消失。从大的方向来判断,国际分工将会越来越细化,国际经济联系将越来越密切。各国会根据自己的资源与要素禀赋,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口导向型生产模式还会存在,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可能会弱化。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现象是,近10年来,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的消费大国,一方面,中国内部市场已是高度开放的国际市场,正在成为世界各类制造品的目标市场和利润来源地。中国已形成谁也不敢忽略的庞大现实购买力,成为世界市场最大的买主之一;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市场的开发,中国内部市场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目前占总人口46%的城市人口消费占据了中国消费市场80%的比重,而占总人口54%的乡村人口消费只占中国消费市场的20%左右。这表明,中国内部消费市场之大,开放度之高,将会远远超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未来10-20年间,中国将会快速成长为与美国媲美的世界消费中心。对世界市场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充分估量,应该成为思考深圳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一个出发点。

前两年,深圳经济外贸依存度曾高达330%,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最高和外贸依存度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最为直接。面对全球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深圳的出口加工贸易制造业正受到严峻考验。为此,我们应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作战略性的调整,在进一步提升外贸发展水平,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适度减少经济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借鉴日本、韩国等地积极发展进口替代的成功经验,争取用3-5年时间将深圳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降至150-200%左右。同时,高度重视在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支持主导产业和本土企业以进口替代战略大力开拓国内市场,与国际品牌竞争,抢占内销市场的制高点,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份额,形成出口拉动与进口替代双力支撑的深圳经济发展新格局。

4、中国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也面临瓶颈。从总体态势看,近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率呈现上升态势。投资率从1992年的36.6%逐步提高到2008年的43.5%,许多地方政府展开招商引资和土地开发的竞赛,然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社会生产的扩大,使制造业产能不断积累放大。

投资高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财富大量向政府财政集中。许多年来,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一直赶不上GDP增加的速度。1990-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为9%,同期GDP的增幅则超过10%。与此同时,1994年起中国税收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连续13年税收增长速度达到GDP增速的2倍以上。

相比之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一直偏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低于经济增长。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相对于投资率而言,我国的消费率一直是偏低的。20多年来,我国消费率总体呈逐渐下降的态势,从1992年的消费率62.4%逐步下降到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英美两国更高达86%,而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48.6%。这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一般来说,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投资每增长两个百分点左右,就能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因此,投资拉动是刺激GDP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我们注意到,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也是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过程的普遍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到工业化的高级阶段,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将会逐渐过渡给消费,经济中消费率的比重明显提高,意义明显增强。目前,深圳的人均GDP已达到1.3万美元,进入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因此,应积极参照中等发达国家标准,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的终极消费需求,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考虑在未来10年间适度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未来仍面临下行的风险,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以及贸易部门的投资。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现象日渐显现,如果继续沿袭过去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将进一步增大中国经济产销的不平衡,增加资源环境的压力,引起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部分行业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容易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应当认识到,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长期来看投资率和消费率的不平衡势必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和持续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这次全球经济的战略性大调整中,深圳经济既要应对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用3-5年时间从两个方面开始战略转型:一是降低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实施出口拉动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产业导向;当前要重视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二是降低经济对投资拉动的过度依赖,实施投资与消费双引擎的经济策略。当前要重点提高消费率。
积极扶持本土品牌产品,规范和引导“山寨”电子企业转型,发挥其作为内销生力军的作用。

1、以品牌和创新引导“山寨”产业健康发展,支持其占领国内市场。所谓“山寨”产品,就是生产规模小,没有市场准入的资质,成本较低,灵活多变,善于模仿创新,生产的随机性很强。但其以较高的性价比,快速的更新,低廉的价格,众多的功能和时尚的款式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受到年轻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欢迎。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基地之一,产值占全国1/6左右。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品牌之多,产能之大,配套之全,市场之繁荣活跃,早已蜚声海内外,为业界所公认。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大众化,深圳电子信息制造业中的“山寨产品”十分活跃。一段时期以来,我市的各类“山寨”性质的手机、U盘、上网本、视听产品乃至“山寨”游戏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异军突起。“山寨”产品在国内市场攻城略地,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对国际品牌厂商形成一定压力,客观上已形成进口替代的发展势头。当下深圳的“山寨”电子产品已经不是简单的模仿加工,许多产品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功能创造。因此,我们可以把那些已经转向新功能开发和新品牌试验的“山寨产品”,理解为自主创新的初级产品,草根市场的自有品牌和我市电子产业走进口替代发展之路的生力军。它的崛起反映出深圳加工制造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模仿方面的敏捷应变能力,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内电子消费产品的大众化发展,并带动了包括电子元器件、批发销售、快递业等一大批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目前,部分“山寨”起家的深圳电子品牌制造商已完成了从面向中低端市场到中高端市场,从贴牌代工到发展自有品牌,从简单的装配模仿到部分应用功能的自主创新历程,成长为我市民营高科技产业的新生代。某种意义上,他们有能力也有义务承担起引领本地电子制造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积极拓展深圳电子产品内销市场的责任。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引导与支持深圳本土的电子品牌制造商与部分有创新和制造潜力的“山寨”企业结盟,给“山寨产业”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转型时间,通过鼓励政策引导其逐步实现战略转型,走上规范经营、自主创新的健康发展轨道。

政府应对不同类型的“山寨”产品区别对待。在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品牌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优选一批初具创新能力,已形成一定经营规模,拥有一定市场竞争力和较大发展潜力的“山寨”企业,在融资等方面加以重点扶持,甚至可以让其享受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扶持政策。政府要支持“山寨产业”培育和经营自有品牌,加大对有关企业拓展国内市场的扶持力度。可采取提供品牌推广资助和展会租金补贴等多种形式,吸纳其参加我市的各类商品推介会、展销会和投资洽谈会,支持企业在国内和深圳重要赛事和文化活动中冠名、促销活动,提升深圳企业知名度,打响和推广深圳本土品牌。鼓励其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扩大我市电子信息产品的内销比重。

2、鼓励由行业龙头牵头组建、“山寨”企业积极参与的产业策略联盟。建立由政府资助、由行业龙头牵头组建的产业链合作联盟、市场合作联盟以及研发合作联盟,无疑是“山寨”企业实现战略转型的一条现实路径。产业策略联盟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现已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产业策略联盟的形式分为研发合作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产业联盟、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等类型。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是产业策略联盟的先行者,早期的实践形式主要表现为企业在研发环节的合作。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创新研发大量成功经验来看,研发联盟的作用非常大。例如美国国防部从1988年起,五年内每年出资1亿美元支持半导体制造研发联盟,并负责监督工作,这对于美国半导体产业超越日本在世界上绝对领先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国内,高新技术领域不乏产业策略联盟的实践。2008年底,威盛电子联合微软在深圳宣布成立“开放式超移动产业策略联盟”。该联盟将整合超便携笔记本电脑供应链,通过威盛、微软等上游芯片、软件厂商协作,让下游厂家进入超便携笔记本电脑产业“快车道”,将目标直接锁定为中小装机厂。威盛和微软利用其在各自行业中的领军或龙头地位,以创新的产业合作模式有效整合了笔记本电脑产业链条中分散的资源,以期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此种模式与联发科的“山寨”手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被称为“山寨”笔记本。我们也注意到,金立的研发部门不仅为金立提供手机设计方案,而且也向其它竞争品牌提供方案,事实上与其他手机厂商结成了松散的研发联盟。政府应鼓励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与业内中小型山寨企业结成正式的产业策略联盟,支持行业龙头牵头组建市场化技术服务平台,为业内中小企业提供产品开发、技术咨询、成果推广、科技培训、专利代理申请等全方位综合性技术服务。
因此,如果说“模仿创新”是“山寨”产业起步时的制胜法宝,那么,“整合创新”才是未来“山寨”产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应鼓励由知名品牌、电信移动运营商或大型电子商城牵头、广大中小“山寨”企业积极参与的产业策略联盟,鼓励其通过资源整合为消费者提供完整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进而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共同做大深圳的消费电子产品市场规模。

3、发挥行业组织作用,支持“山寨”企业组建行业共享的公共技术平台。加快构建“山寨”企业服务网络,为广大加工企业提供营销、物流配送、业务拓展及战略规划、法律、审计以及专业技术等综合性咨询服务,推动“山寨”企业实现经营管理的战略转型。鼓励“山寨”企业整合资源,实施兼并重组,有效发挥企业各自所长,实现企业技术升级、经营管理双转型。有关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应积极为“山寨”企业与行业龙头或跨国公司之间牵线搭桥,加强“山寨”企业的配套能力,鼓励外资的跟随性投资,促进配套产业群的形成,为“山寨”产业的战略转型创造有利的产业空间。

“山寨”企业通常都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自身并无能力独立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技术层面的升级转型不易实现。建议政府层面借鉴台湾工研院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经验,积极创造条件,为“山寨”企业搭建技术开发、试验、推广及产品设计、加工、检测等公共技术平台。不仅可以节约中小企业购置设备与软件的巨额资金,利用与共享公共技术支持系统;而且能够有效地降低技术升级、技术创新成本,提高“山寨”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
参照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适度提高深圳经济的消费率

1、采取有效措施,适度提高消费率。首先,要有效提高城市中低收入者实际收入,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适当增加财政投入,提高低保水平,并通过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降低消费税率等措施,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提升。加大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教育投资,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加快信贷消费立法,改善信贷消费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信贷消费政策。

其次,要保护和扩大消费热点。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大力发展通信、文化教育、旅游等相关产业。增加中低档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规模,对中低收入者给予住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汽车信贷,降低汽车租赁税费。加大社区服务设施投资力度,减免社区商业和家政服务业税费,鼓励餐饮住宿业开展连锁、品牌经营,实现标准化、现代化发展。

第三,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引导投资者加大对我市高端服务业的投资,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我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一体化,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创造设计、制造、物流、会展、贸易结盟的新商业模式。支持鼓励本土的零售连锁企业进一步扩大在内地二线中心城市扩张,支持鼓励赛格等专业市场模式的异地拓展,支持服务业与加工业捆绑转移,使深圳企业在异地工业园中可以得到深圳服务业的贴身服务。

第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合理确定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为重点,适当提高个人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减轻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负担,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从长远来看,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促进消费增长的根本之路。

2、鼓励扩大消费,并不排斥投资。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中间投入,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三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需要中间投入较少,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据世界银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在工业化初期平均为15%,中期为20%,末期则为23%。亚洲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加速期,第二产业比重和投资率一直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但不能忽略的是,到了工业化高级阶段,会出现投资重点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往往伴随着第三产业的投资和产值比重扩大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正是如此。

必须指出的是,当前深圳扩大投资应着眼于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民生和投资环境,特别是要为鼓励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取消各种不利于民间投资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在税收、融资、土地、工商等方面,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激励。政府有关部门和中介机构还要在信息公开、政策指引、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引导和促进民间投资的扩大。

(来源:深圳特区报 责编:张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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